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名硕士研究生凌哲宏,以唯一作者在顶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马里亚特吉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思想探析》一文。

凌哲宏, 出生于1996年,2019年推免进入浙师大马院就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同时也是浙江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

据介绍,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浙江省高校首批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浙江省A类一流学科、国家一流专业等支撑。

【内容提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凭借对拉丁美洲社会的深入洞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解,远见卓识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主张。其思想包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本土实际问题、走社会主义本土化道路、利用本土实际情况凝聚共识等,涵盖指导思想、斗争路线、意识形态动员等主张,对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事业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他的思想焕发起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新的生命力,激发了广大“第三世界”民族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热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发展。【关键词】马里亚特吉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本土化作者简介:凌哲宏(1996- ),浙江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浙江金华 321004)。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迎来苏维埃联盟的成立,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强大魅力。在此情况下,包括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在内,世界马克思主义阵营产生了分化。宣称自己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逐步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化理解,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亦步亦趋。在教条化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发展缓慢,严重挫伤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积极性。彼时,“拉美马克思主义何去何从?”这个重大课题横亘在拉美人面前。出生于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凭借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解,坚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本土化视阈出发,促使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探索出一条具有拉美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对社会主义本土化事业的追求伴随着与坎坷命运的斗争。他小时候患上结节病,8岁时左腿受伤以致终身跛脚,一生与疾病作抗争,这种顽强作风同样体现在革命中。1926年,在秘鲁创办无产阶级杂志《阿毛塔》(Amauta),引领拉美平民杂志潮流;1928年,写下基于秘鲁现实研究的基础性著作《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以下简称“《秘鲁七论》”),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宣言书;同年10月,创建秘鲁社会党(1930年更名为秘鲁);1929年,成立秘鲁第一个工人总联合会;1930年去世。他短暂的生命献给拉美社会主义事业,是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播时间可比肩于俄国,大约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便传入拉美,对拉美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拉美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世纪性问题,马里亚特吉思想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拉美社会主义运动领导力量最初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主,革命队伍充满妥协性。19世纪初,海地成为拉美第一个独立国家,随后许多拉美国家纷纷摆脱葡萄牙、西班牙等旧殖民宗主国,建立起独立民族国家。然而,由于受殖民统治时间太久,独立后的拉美国家一时很难从殖民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生产力发展高度依附国外资本,以“考迪罗”为代表的政权频繁更替,社会改革寸步难行,土著居民地位没落等,都束缚着拉美发展。拉美国家在与欧美列强的拉锯中寻找进一步解决方法。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拉美。1854年,《哲学的贫困》最早出现在智利街头。19世纪60年代,古巴、墨西哥和智利出现《宣言》。随后,欧美移民将更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带进拉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初步传播。19世纪70年代,一批巴黎公社成员到拉美避难,在拉美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动员社会主义运动,并滋养出拉美第一批社会主义运动者,如阿根廷的胡安·B.胡斯托(Juan B. Justo,1865—1928)、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1875—1951)、智利的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塞拉诺(Luis Emilio Recabarren Serrano,1876—1924)等。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些国家率先开始采取行动。墨西哥的社会主义者1870年成立“有组织的劳动者中心”,1871年创立《社会主义报》,1878年建立社会主义党。1872—1876年,阿根廷第一国际支部在马克思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1896年阿根廷社会党成立。1892年,古巴召开第一次工人阶级代表大会,成立古巴革命党。1904年,乌拉圭建立社会主义团体“卡尔·马克思中心”。然而,这些初生的拉美社会主义组织大多以中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为领导,还有一些欧洲社会主义者参与其中。他们大都背靠资产阶级家庭,与拉美上层势力、欧美白人往来密切,加上革命决心不大、斗争经验缺乏、武装力量薄弱,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具有软弱性的一面。此外,以进步知识分子为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书斋气息重,意见分歧多,凝聚力不够,领导层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由于中小资产阶级未能代表先进阶级且缺乏有效的动员手段,大部分拉美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抱以观望态度,致使当时的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偏安一隅。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拉美传播的同时,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还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当时拉美思想家通过翻译原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等方式表达自我见解,把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般理论进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想在与拉美本土思想近半个世纪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多种拉美社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潮在丰富拉美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分流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使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大多以小打小闹的形式出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马克思主义地位空前高涨,拉美国家也寻求以马克思主义解决本国实际问题,并付诸实践。随后,拉美政党纷纷建立,“三罢”运动、等斗争蓬勃发展。但是,在1922年苏维埃联盟成立后,拉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供上神坛,逐步走向教条化,以致社会主义实践屡屡失败。

与此同时,两种消极思想甚嚣尘上,分别是“欧洲中心主义”和“拉美例外论”。“欧洲中心主义”鼓吹拉美必须照搬照抄欧洲革命理论成果才能取得成功,排斥本土化;“拉美例外论”则认为,由于历史、地理、现实国情等不同,拉美国家无法像欧洲一样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带有悲观论调和僵化色彩的思想,使拉美生机勃勃的革命运动陷入教条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苏维埃联盟成立后,拉美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明显转向无产阶级,一批拉美应运而生。1918年,阿根廷成立国际社会党(1920年更名为阿根廷),随后墨西哥(1919年)、乌拉圭(1921年)、智利(1922年)、巴西(1922年)等国家先后建立。这些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表示拥护共产国际,誓言效仿俄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然而,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均以流血失败告终,一批领导者被流放海外,如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马里亚特吉等。1924年,通过对拉美革命失败的深刻反思和对欧美革命的深入考察,以阿亚·德拉托雷为首的一批海外流亡知识分子在墨西哥境内组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又称阿普拉党。他们认为,拉美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欧美帝国主义勾结、支持拉美资产阶级政府,因此有必要建立以整个拉美大陆为统一战线的反帝联盟。在创立初期,该联盟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目标是在拉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拉美人对此寄予厚望。但从1927年起,该联盟出现右倾趋势,斗争路线月,联盟领袖阿亚·德拉托雷在出席布鲁塞尔第一次世界反帝代表大会时,公开反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在不发达的拉美地区应当依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充分后再进入社会主义,并主张建立由中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工农、知识分子联合的“多阶级”政党。随后,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多阶级联盟’”口号下,拉美中小资产阶级同本国工农阶级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但历时短暂的民族,有力地冲击了地主、军人和教会为一体的军阀寡头统治。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一步宣称在“ 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农场、种植园”的前提下,与帝国主义采取一种“建设性”立场,与之建立一种“没有依赖性的伙伴关系”。这种改良主义非但没能使拉美民族的独立问题实质性地得到解决,反而加深了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

面临上述困境,马里亚特吉通过对现实的思考,看到了拉美各国发展阶段、阶级状况和国情与俄国的不同,主张结合拉美实际,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号召。特别是针对秘鲁状况,写下了《秘鲁七论》,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与秘鲁实际相结合的范例。马里亚特吉思想正是在拉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与改造中诞生的。

20世纪20年代伊始,刚成立不久的拉美普遍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指导,机械化地执行一条路线、对各国实际问题不作区分的做法,使拉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僵化。一些拉美社会主义者热衷宣称自己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亦步亦趋。事实很快证明,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难以使拉美革命取得突破,并挫伤了拉美社会主义革命者的积极性。1926年,马里亚特吉欣然加入阿亚·德拉托雷创立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希望通过反帝联盟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关键成员,但因对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建立什么样的政党、走革命还是改良路线年愤然退出日趋保守的联盟。至此,马里亚特吉清醒地认识到,教条主义与改良主义都无法解放拉美。马里亚特吉结合欧洲实地考察时对马克思思想的辩证理解,以及对拉美革命和现实的深刻反思,提出在拉美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要通过揭露拉美各国具体实际问题来改变落后的面貌,创建拉美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马里亚特吉的本土化分析方法受到秘鲁南部城市普诺的“印第安人煽动者”埃泽基尔·乌尔维奥拉(Ezequiel Urviola)的启发。乌尔维奥拉写下了《安第斯山脉的暴风雨》,其中土著印第安人以历史主体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臣服于西方的对象。他激烈地驳斥一切与西方文明相关的东西,无情地批判秘鲁大庄园主和政府宪兵对秘鲁无产阶级的野蛮专制,宣布一个“新土著时代”的到来。这位极端的本土主义者唤醒了马里亚特吉的拉美化认知。马里亚特吉欣赏《太阳人的诗》中所写的:“这种抒情的赞美使我们更接近本土的真理,而不是中立观察者冰冷的批评。”马里亚特吉对本土文化表现出热忱,对欧洲那些“中立观察者的批评”予以蔑视,面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攻讦,他用“接近本土真理”的勇气旗帜鲜明地开启马克思主义拉美化之先河。他分析道:“所有的人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但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懂得辩证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人却非常少。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完全以事实为根据和从现实出发。它不是一些同样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形态的僵化了的原理的汇编,一些人那样看它是错误的。”在马里亚特吉看来,教条主义者只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皮毛的书虫,他们无法深入洞察拉美现实社会的实际需要,更无法用开放、包容、灵活的眼光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他开创性提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社会主义本土化思想,成为第一位真正的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以本土化分析方法填补了拉美“狂热且肤浅的知识分子”无法提供有效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方法的缺憾。马里亚特吉写道:“‘新一代的’秘鲁人将利用科学研究和对事实的智慧诠释来阐明本土展现……并协助使秘鲁真正属于秘鲁人的进程。”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发展迷雾重重的时期,马里亚特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发现了解决拉美社会主义问题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拉美化必然面临社会主义理论与拉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课题。墨守成规的人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却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仅仅是方法。在欧洲流放期间,马里亚特吉深刻地领会了列宁本土化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1923年回国后宣称自己成为“一个供认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不能照搬照抄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而要进行本土化创造。凭借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解和对拉美现实的深入洞察,他提出了一套符合拉美现实的本土化社会主义理论。

马里亚特吉围绕“根据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发挥作用”这个基本原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拉美问题,制定出符合拉美现实的革命理论与策略。20世纪20年代,在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拉美社会主义革命走入死胡同,很多人对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合拉美提出质疑,而马里亚特吉并无迟疑,而是开创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主张,这是基于他前期所做的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拉美现实的研究工作。马里亚特吉率先在《秘鲁七论》中对秘鲁国情进行了研究。他将秘鲁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印加帝国时期、西班牙殖民时期、秘鲁共和国时期。其一,11—16世纪的印加帝国时期。秘鲁的文明中心在安第斯山区,那里出现过土著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活模式。在部落公社里,土地实行公有制,由议事会统一掌管,其余公共事务也由议事会决议。土地耕种时按照年龄与性别分工,进行集体劳动,老年人与村长是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和监督者,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同时对年老体弱者或出力较多者予以照顾。部落成员之间充盈着平等、互助、友爱和团结的气氛。正因为如此,马里亚特吉声称秘鲁可以延续这种原始生活模式,进而发展出秘鲁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其二,16—19世纪初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在该时期,拉美与北美洲开始分化,拉美没有北美洲那么幸运,输送给拉美的几乎都是贵族、教士和恶棍,再有就是基督教的中世纪精神。殖民统治后期,拉美成了欧美的“原料厂”和“后花园”。在马里亚特吉看来,正是由于西班牙殖民者的悍然入侵,才阻断了秘鲁原始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其三,1821年之后的秘鲁独立共和国时期。在该时期,秘鲁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走上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但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由于同殖民体系交融太久,一时很难完全摆脱旧殖民统治发展。同时,先前的封建主乔装打扮成共和国时期的资产阶级,继续剥削无产阶级,这意味着秘鲁还是存在着封建势力残余。到20世纪初,马里亚特吉面临的是如何推翻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民族之问。

《秘鲁七论》是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宣言书。在书中,马里亚特吉采用举例论证、引经据典、数据说明等方式,试图用唯物史观澄清秘鲁“经济演变状况、印第安人问题、土地问题、公共教育的进程、宗教因素、地方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对文学的审理”七个议题。其中,“经济演变状况”“印第安人问题”“土地问题”可归为经济基础研究,“公共教育的进程”“宗教因素”“地方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对文学的审理”可归为上层建筑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里亚特吉花了全书近1/2的篇幅对“印第安文学”进行深入阐述,表达出对复兴本土文学的极大意图。他认为,拉美本土主义的复兴不能遗漏包括文学、艺术、娱乐在内的文化复兴,而在独立后的秘鲁共和国,其文学仍旧作为殖民文学的应声虫,毫无民族特色。马里亚特吉看到了文化对一国独立的重要影响,号召文化“去殖民化”,强调秘鲁文学应植根于本国土壤,以实现民族精神之独立自由。

1923年从欧洲流放回国后,马里亚特吉以高昂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前往阿亚·德拉托雷为工农阶级创立的冈萨雷斯·普拉达大学(González Prada Popular University)授课。任教期间,他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介绍给国内青年和民众,具体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改革、苏俄建设、印度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以开启他们的世界格局、视野和民智,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他在演讲中与学生亲切交谈,借此深入了解秘鲁社会。1925年,他策划在秘鲁开展一场类似欧洲的社会主义暴力革命,但由于工农阶级响应不够,运动受到重创。在随后一系列的实践中,他认识到“革命意识”对于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即有革命理论先导才有革命行动。他写道:“即使是最先进和最开明的秘鲁工人,也需要教育和文化准备,才能有效地参与一种强有力的运动。”作为一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初已经熟练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巧妙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揭露和分析本土问题,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本土问题。

智利哲学家赫利奥·盖勒多(Helio Gallardo)在评价马里亚特吉时称,“他是最早从拉美现实中发展出革命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之一——‘思考拉美’”。在马里亚特吉同时期,许多拉美思想家既排斥资本主义又否认,设想走“第三条道路”:改良道路、和平夺取政权的“温和路线”、超阶级联盟等。这些改良主义道路遭到马里亚特吉的无情批判:“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永远也不会理解其他的政治领域:那些平庸的改革者、被驯服的社会主义和闹剧式的民主的领域。此外,如果革命需要暴力、权威和纪律,那么,我赞同暴力、权威和纪律。”为此,他坚持在暴力夺取政权的基础上,结合各国实际情况,开辟本国化的革命道路。

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革命?马里亚特吉给出的答案是,秘鲁已经尝试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秘鲁共和国,在形式上颁布了维护工农阶级权利的法令,如分配土地、废除无偿劳动等,但由于话语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依然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马里亚特吉认为,不论是种族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所有权”问题,如果经济制度不改变,任何解决方案都是隔靴搔痒。马里亚特吉写道:“无产阶级仅仅把缩短工作日和提高一点工资作为自己的理想,是不能进行巨大的历史创造事业的。不仅要比只是追求填饱肚皮的粗鄙的实用主义站得高一些,而且要比起不良影响的虚无主义意向和需要站得高一些。革命精神就是创造精神。”此外,秘鲁民众主义领导人阿亚·德拉托雷领导的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已经证明,通过改良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效果有限,秘鲁社会呼唤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马里亚特吉将革命矛头直指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他认为,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的勾结,披着“共和国外衣”的封建势力顽疾难除。首先,“封建主义”问题。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大庄园主的土地剥削问题和印第安人受压迫问题,其中印第安人受压迫问题依附于土地问题。因此,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是土地革命,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他指出:“土著人问题是由我国的经济产生的,其根源就在于土地所有制。只要‘酋长’(‘gamonal’)的封建性依然存在,任何想用行政措施或警察手段,用教育的方法或兴办交通工程来解决问题的企图,都是只治其表的或修饰性的工作。”其次,“帝国主义”问题。在历史上,秘鲁曾先后受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国家的入侵,这些国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控制和掠夺秘鲁财产。马里亚特吉指出:“沿海最好的谷地都种植棉花和甘蔗,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土地只适于这些作物,而只是因为目前这些作物对英、美商人具有重要意义。”在宗主国的渗透下,独立后的秘鲁共和国依旧受帝国主义的摆布。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迫切需要对内进行土地革命,对外取消“帝国主义”特权,以实现秘鲁社会真正的独立自由。

那么,依靠谁来革命?马里亚特吉确信应该依靠包括土著印第安人在内的秘鲁无产阶级。首先,马里亚特吉已经认识到,依靠中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会再次沦为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改良主义。他说,就算中小资产阶级也憎恨大资产阶级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但其阶级性质决定他们离不开与资本主义的勾结。相反,秘鲁土著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2/3,受压迫深重,革命诉求强烈,无论从人口数量看还是从阶级性质看,都是革命力量的不二选择。他说:“在秘鲁,群众——工人阶级——占据了印第安人的4/5。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与印第安人的辩护团结起来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不会是秘鲁人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是社会主义。”并且,土著印第安人还有天生的情结。他们的祖先曾生活在原始村社中,这种原始的情感将促使印第安人欢迎并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马里亚特吉设想建成后的秘鲁社会主义将在保留原始印第安民族传统村社的基础上,剔除印加“原始”中的专制成分,将现代文明成果融入国民生活,最终建成勤劳、朴实、守纪律、享受集体主义和共同劳作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国家”。

在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马里亚特吉逐渐发现手无寸铁的拉美无产阶级难以与物资雄厚的资产阶级匹敌,并且在战斗中表现出低斗志与低凝聚力。为此,他认为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符合拉美实际情况的动员策略。尽管没有确切材料证明马里亚特吉在1919—1923年流放欧洲期间见过葛兰西,但他的实践中确实蕴含葛兰西思想的成分,深谙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

马里亚特吉曾到访意大利,目睹了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将其原因之一归为意大利没有把国内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当时,拉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受共产国际干涉,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思想混乱,一些早期拉美马克思主义者滑向民众主义阵营。在这种背景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显得尤为迫切。受智利工人运动领袖雷卡瓦伦教育与宣传动员方式的启发,马里亚特吉率先利用文化宣传为建立统一战线(政党)作准备。

第一,创办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报刊。马里亚特吉早年已创办《理性报》《劳动》《光明》等杂志,以1926年创办的《阿毛塔》为标志,他在文化领导权方面实现了真正觉醒。他创立《阿毛塔》的初衷是“从科学和教条的观点来提出、澄清和理解秘鲁问题”。《阿毛塔》的内容涉及政治、艺术、文学以及科学革命运动,始终站在拉美无产阶级阵营为社会主义运动服务。事实上,马里亚特吉有着更为远大的设想,试图用《阿毛塔》来吸引更多拉美知识分子投身“杂志代表的先锋派运动”,引领平民进步杂志潮流。1928年,他在庆祝《阿毛塔》创刊两周年时写道:“在我们的旗帜上,我们题写了一个伟大而简单的词:社会主义……在这两年中,《阿毛塔》一直是一本关于意识形态界定的杂志……对我们来说,意识形态界定的工作似乎已经完成了”。《阿毛塔》成为透视20世纪初秘鲁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重要刊物。

第二,支持开办无产阶级学校,让无产阶级接受免费教育。马里亚特吉早在《秘鲁七论》“公共教育的进程”中就深入剖析了秘鲁共和国教育的现状,认为秘鲁教育为资产阶级所垄断,并遭到“西班牙遗产、法国和北美文化”三种外来文化的荼毒。为了打破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藩篱,1923年回国后他前往冈萨雷斯·普拉达人民大学授课,向工农阶级宣扬自己在海外的见闻,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并在《秘鲁社会党的党纲》等不同地方强调使拉美无产阶级接受免费教育的重要性。

第三,创立由拉美无产阶级领导的先锋政党。面对20世纪初拉美工农阶级尚处于愚昧中无法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说辞,中小资产阶级引领的民众主义势力日益庞大,马里亚特吉认识到筹建秘鲁无产阶级政党的时间不能拖延了。1928年10月,在胡里奥·波托卡雷罗、阿维利诺·纳瓦罗、伊诺霍萨等8名社会主义者的帮助下,马里亚特吉宣布正式成立秘鲁社会党(1930年5月更名为秘鲁),并被选举为党。他在建党纲领第九条中明确规定,“秘鲁社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争取实现阶级理想的奋斗过程中,它是担负着引领无产阶级重任的政治力量”,从而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自此,面对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思想混乱的局面,马里亚特吉为秘鲁社会主义革命找到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

在领导统一战线的斗争中,马里亚特吉发现秘鲁无产阶级没有为社会到来做好准备,存在革命懈怠与惶恐等问题。他认为,为了使秘鲁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必须为拉美无产阶级找到坚定理想信念的良方。1926年,他在写作《秘鲁七论》时已领会拉美传统服务于事业的可能性。马里亚特吉指出,“我们本能地从印加帝国中继承了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当土著印第安人理解了社会主义之后,将会视之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

其一,利用印第安原始村社唤醒拉美民众对“”的价值认同。拉美确实存在过生活模式,并在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共和国时期保存下来。拉美思想家希尔德布兰多·卡斯特罗·波佐(Hildebrando Castro Pozo)认为:“艾柳或村社保留了它的自然特性,犹如一个家庭组织,在西班牙征服美洲大陆之后,其主要构成因素仍旧继续存在着。”尽管原始模式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但这不妨碍马里亚特吉利用传统激发印第安人为民族传统而战。在马里亚特吉看来,革命意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但是,一旦印第安人将社会主义理念作为他们自己的理念,他们就会以一种纪律、坚韧和力量为之服务”。他甚至认为,残存的印第安村社可以转变为现代合作社。

其二,发掘印第安人自然崇拜实现社会变革。马里亚特吉曾引用巴尔卡萨尔研究塔万廷苏约(印加帝国国名)经济生活的话指出:“在我国居民的传统中,土地是共有的母亲,不仅食物,而且连人都是从它的腹中产生的……崇拜‘帕查妈妈’和祟拜太阳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正如太阳不属于任何个人一样,地球也不属于任何个人。”马里亚特吉认为,对印第安人而言,秘鲁共和国只是赶走旧殖民者而又占领他们土地的新剥削者,对于印第安这样固守农村习惯与农民心理的民族而言,剥夺他们的“土地母亲”对其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伤害。为了实现印第安人对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占有,必须赋予民族情感上的合理性,唤醒他们的古老意识,使他们赞成恢复其土地占有权的革命。

其三,构建精神力量挖掘无产阶级革命潜能。为了让拉美人拥有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力量,马里亚特吉认为有必要深挖拉美传统中的革命性元素。拉美人对神秘力量有着原始崇拜,这便是民族契机。他指出:“社会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包含精神的、伦理的和哲学的提升的所有可能性。”在他看来,可以被视作一种信仰,能指引人们摆脱愚昧、走向的光辉彼岸。如同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所言,20世纪初的历史经验表明,现在的革命神话或社会神话可能像古代宗教神话一样完全占领人们的深刻意识。这是拉美特殊国情的必然产物。

马里亚特吉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精神和智力上的准备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马里亚特吉一直在努力正视秘鲁现实,希望利用传统文化、实践及特殊性国情为秘鲁社会主义革命找到实现的通途大道。面对理论向现实的艰难转化,马里亚特吉清楚:“创建一种阶级意识是很有必要的。组织者很清楚,大多数工人有合作和互助精神。这种精神应该被发挥与培育起来,直到它成为一种阶级精神。”因此他在深谙拉美历史与现实的情况下,从无产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报刊、利用拉美传统发掘革命潜能等方面出发进行了伟大创造,促使拉美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走向现实。

与葛兰西、出生于同一时代的马里亚特吉,是拉美马克思主义之父。三人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都提倡结合本国具体实际,主张社会主义本土化道路,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视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拉美化、非洲化交织呈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推向高潮,共同焕发出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

马里亚特吉率先在拉美突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藩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进程。在1930年马里亚特吉逝世后的几个月,秘鲁莱吉亚反动政府被推翻,继任者把印第安人问题、经济主权问题和反帝国主义问题提上了议程。桑切斯·塞罗(Luis Manuel Sanchez Cerro)认识到“印第安人的同化问题是秘鲁的基本问题”,把部分土地划分给印第安人,并为他们提供种植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同时,奥斯卡·R.贝纳维德斯(Oscar R. Benavides)将秘鲁北部沿海塞楚腊(Sechura)油田收归国有,试图阻扰帝国主义对秘鲁的控制。马里亚特吉逝世后,秘鲁政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他的意志进行改革,但远远不够。意料之外的是,在马里亚特吉逝世后的几年里,他的本土化社会主义思想在古巴落地生根。马里亚特吉在世期间,古巴《前进报》曾联合《阿毛塔》杂志积极宣扬马里亚特吉的社会主义主张,《秘鲁七论》在古巴随处可见。其中,切·格瓦拉在拉美旅行期间,曾与秘鲁创立者之一的乌戈·佩塞(Hugo Pesce)就马里亚特吉思想进行深入交流,形成一种包容开放的革命思想。古巴社会主义国父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1953年入狱后的两年内,曾多次翻阅马里亚特吉著作,认为古巴也要走一条非教条化的、灵活开放的革命路线,强调农民的革命潜力、土著文化的价值,思考如何激发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这些促使古巴成为拉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发展至今。

马里亚特吉认为,“本土的希望绝对是革命性的”,它的动机和灵魂是“神话般的社会主义思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时,如果没有土著群众,秘鲁社会主义就没有未来。这些极具洞察力和创造性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拉美大陆。在拉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马里亚特吉能够创造性地结合广泛的学术思潮和政治趋势,利用其渊博的知识和经验,独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欧洲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潮流融入秘鲁与拉美正在不断发展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意识”,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20世纪后半叶,包括拉美在内的左翼意识到马里亚特吉本土化主张的时代价值,并作出反思。“过去它们(拉美——引者注)制定政策照抄外国模式,脱离实际,空多实少,既没有贴切地反映广大社会阶层群众的长远利益,也没有适时地反映出它们当前的迫切要求,因此难以吸引更多的群众向党靠拢,致使党的力量发展较慢或停滞不前。”冷战时期,拉美作出的创新之举就是由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转向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20世纪60年代,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国先后提出要发展或创新社会主义。20世纪后半叶以来,拉美土著印第安民族独立意识高涨,明确表示要拿回属于印第安民族的权力,多次通过、暴力革命等方式反抗现统治政府。这些运动都以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无产阶级为主体,要求变革土地和教育等深层问题。马里亚特吉思想为印第安民族发起革命提供了精神滋养,为拉美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典范,马里亚特吉是当之无愧的拉美马克思主义之父。

自20世纪20年代拉美本土化社会主义思想初现雏形至今,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已历经近100年的探索,为何拉美及拉美左翼未能带领拉美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值得我们反思。第一,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探索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拉美曾多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理论创新,但在内外压力的影响下,往往未付诸实践或半途而废,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土化研究,这是导致拉美错过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第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不止,自古巴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对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保持高压态势,很多拉美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实践中遭到反动势力残酷,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拉美衰退的重要原因。第三,拉美先进知识分子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违背或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致使拉美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异端,如秘鲁光辉道路等,这是拉美马克思主义难以取信于民的直接原因。对此,马里亚特吉的思想对后世产生重要的警示作用。

首先,从马里亚特吉马克思主义拉美化趋向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作为“列宁式”的拉美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要取得胜利,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出发,具体分析各国具体实际,形成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终胜利。在十月革命中,列宁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国胜利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更是从实际出发,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战时”“新经济政策”等方针政策,将俄国社会主义看作向更高阶段的过渡的形式。列宁说道:“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马里亚特吉在十月革命后迅速将列宁主义运用到拉美,把马克思主义拉美化,这是一个值得全世界人学习的典范。

其次,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还是社会主义本土化,都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只有在实践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同样,20世纪末东欧、拉美和非洲各国社会主义的转型,也说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领导,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列宁曾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其方法论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本土化的问题决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丢掉基本原则,放任实践胡乱发展,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来领导。“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如果放弃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领导,那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否则就失去了它的立场与初心。许多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未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其社会主义最终失败了,最首要的原因是它们摒弃了的领导。

再次,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中加以研究。列宁曾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须是本土化的,必须与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适时地提出应对的策略,及时地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中心任务。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之后,充分发扬民主,让全体劳动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最后,社会主义的本土化必须始终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矛盾的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我们决不能忘记防范资本主义的干扰、破坏与阻碍(例如美国对古巴封锁了50多年)。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对社会主义的遏制与阻挠。他们总是挥舞着“民主”“自由”的大棒,粉饰自己的“普世价值”,采取一切手段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力量,煽动人民群众对抗政府。在拉美与非洲,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多党制,表面上看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实质上是西方国家操纵的结果。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世界上,决不会有一种民主是通用的,决不会有一种价值观可以强加给各国。习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民主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的权利。“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马里亚特吉逝世75周年时,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在相关文件中指出:“马里亚特吉思想依然是了解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源泉,是拉美革命者永恒的思想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进入21世纪,联合国拉美地区经委会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20年,拉美贫困人口约2亿,占拉美总人口的1/3,其中近8000万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问题严重。2018年4月8—10日,来自拉美9国11个的代表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拉美会晤”,认为“社会主义仍充满活力,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人类的希望”,是“拉美人民的唯一选择”。近年来,从拉美左翼政党执政复苏态势以及与他国友好互动中,不难看出拉美左翼政党仍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努力,马里亚特吉思想在21世纪的拉美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马里亚特吉的拉美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早在1928年,马里亚特吉预见性地指出:“尽管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可能诞生于欧洲,但它并不是明确的或特殊的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全球性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在西方文明轨道内运行的国家没有一个被排除在外。”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普遍性未来。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我们又要赋予社会主义以本土化生命,这将是更为具体的社会主义。站在100年后的今天,回望马里亚特吉思想,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待社会主义。

[1]〔法〕米歇尔·罗伊编:《拉美马克思主义文献选集》(1909-1990),冯昊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2]祝文驰:《拉美的运动》,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3]冯昊青、郑祥福:《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探索历程及其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4期。

[4]叶健辉:《为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一辩——重审拉美马克思主义史》,《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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